以下文章来源于政经中国 ，作者李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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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黎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当今主流经济学界虽然意识到明斯基经济思想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真正接受和发展明斯基所代表的非正统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相反，他们基本上只是将明斯基的部分思想有选择性地吸收和纳入他们的理论，着力于维护和发展他们的外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在学术圈内外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明斯基思潮，以至于这场危机被冠之以“明斯基时刻”。已故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Minsky）的经济不稳定性思想的重新发现的确鼓舞人心，即使那么姗姗来迟。然而，当前大多数研究却在这股思潮中有所迷失，更多着眼于明斯基以及当代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理论及政策论争，而忽视了周期性经济不稳定性现象及其理论解释的悠久历史。其结果是，人们不仅对明斯基思想的突然流行大惑不解，而且对经济波动这一古老的主题也缺乏深入的理解。

有鉴于此，本文回归长时段“大历史”，试图从思想史上两大悠久的经济学研究传统演替的视角出发，解读明斯基思潮的时兴和流行，以期增进我们对经济周期现象及其理论的理解。本文首先概述了经济思想演变的竞争性观点和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交替和演进，然后论证了明斯基总体经济思想与两大研究传统之一的另类传统的契合、继承和发展关系，接下来着力于阐明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以进一步考察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与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的渊源和联系，最后总结本文研究结论，并对未来经济学发展加以展望。

01

经济思想演变的竞争性观点与经济学研究传统

关于经济思想的演变和发展，经济学界向来秉持着流行的“累积性观点”（cumulative view）。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被视作从谬误走向真理的线性演进过程，呈现出累积性的思想进步。这种目的论的辉格（Whig）史观将过去描述为所有正确选择的历史：后人的思想吸收了前人思想当中的精华，去除了其中的糟粕，因而好的有价值的思想得到了保留，差的错误的思想予以清除，以至于作为这种线性演进顶点的当代经济思想和理论包含了过去所有的理论贡献和养分。换言之，思想市场被视作是有效率的，经济学界作为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新的思想可以通过期刊、著作和研讨会等通信网络在其中相当有效地传播，过去未被利用的获利机会会被理性的最大化研究者发现，以至于几乎没有重要的内容会流失，几乎没有错误的内容会残存。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累积性的经济学发展观，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在于对我们经济学家技术分析能力累积性增长的印象，从而将这种技术能力的提升当作是经济学的累积性进步。特别是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以后，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等经济学“武器库”的扩张，使得经济学家坚信经济学已获得成熟科学或硬科学的地位。而作为硬科学的自然科学受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或所谓“公认的观点”的影响，其发展被普遍视作是一个向新的更为全面的知识不断积累和进步的过程。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所界定的逻辑上的一致性和严密性与经验上的相关性和有效性，据说为甄别和淘汰理论提供了“客观的”标准，从而确保了思想市场的有效性。

然而，这种流行的累积性观点是无法成立的。经济学并不具有保留所有有效和有用思想而抛弃无效无用思想的完美选择机制。相反，它既没有吸收所有精华，也没有消除所有糟粕。第一，思想史上存在一些思想起初失败，后来又被重新发现和利用的情况。经济思想领域存在类似创新领域中的机制，思想如同新发明一样，在诞生之初因诞生的环境所限无法直接带来利益，但在环境改变、应用前景明朗之后却有可能被重新发现和有效应用。第二，思想史上还存在一些思想可能由于有缺陷的提出形式而被抛弃或被遗忘被忽视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任何时期，经济学家可用的工具与试图展现的思想之间一直存在某种张力，特别是数学模型表达这种形式很有可能“淘汰”许多当时无法模型化却具备很大潜力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语言的封闭性问题，致使许多非英语著作的思想被忽视和遗忘。第三，思想史上同样存在一些思想尽管在内容上是有缺陷的，却仍然被保留下来的情况。这一方面可能来自利益与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既得利益者利用思想的媒介来维护和强化他们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源自方法论层面，现代经济学所秉持的工具主义方法论事实上并未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评价一个理论的质量，或者判定在几个不同理论中哪一个理论更好。

因此，“思想市场”就经济知识的生产而言，既非完全竞争，也非有效率。“市场作为学术（或任何其他）商品质量的仲裁者，会极度易受攀比效应和虚荣效应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到学者通常是在非营利的接受资助的高等研究机构工作。”“人们总是受自身利益的驱使。就像市场一样，科学是一个使用竞争把个人私利导向集体利益的社会制度。问题是，在科学中的竞争就像市场竞争一样容易出现互相勾结的情况。”并且，由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相对较高的产权界定和实施成本，加之已故经济学家不可能进行自我推销式投资，过去创新成果有效传播的重要滞后在长期来看会司空见惯、屡见不鲜，若再考虑到过去文本的搜集成本随着时间的不断上升，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出现。这意味着经济学的发展并非帕累托有效率的，而总是会存在重大的内容损失或滞后。新的经济思想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以抛弃过去依然有价值的思想和理论为代价的，因而并非如累积性观点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经济学并非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学科，并不存在所谓的累积性积累和进步。尽管并不否认在经济学的一些技术和分析成就上可能有所进步，但该学科的这些方面并不构成经济学本身的核心部分。经济学的核心目标在于识别和解释社会物质自我生产过程中所隐藏的问题，数学、统计学或哲学方法上的巨大进步，并没有有助于我们形成那种格式塔或图景藉以“理解”社会的问题。更为精确、优雅、抽象、有力地界定问题的能力提升，并不见得就带来对原初“隐藏的问题”的总体上更好的理解。假设这种分析上的研究就是“真正的”或不变的经济学研究目标，是大错特错。与自然科学的情况相比，经济学中的早期发现可能更有被遗忘的危险，以至于保持知识的累积性增长更为困难。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科学这种硬科学当中，事实上也并不存在累积性的发展模式。构成科学累积性观点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传统科学哲学或“公认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开始广受批评和驳斥，进而被许多替代性的观点和进路（如社会学、语义学等）取代。如果标准的累积性观点甚至在硬科学中都行不通的话，那么就可以确定，它在像经济学这样的“软科学”中，在一个无法通过任何实验来加以检验的学科中，必然也是完全不适用的。

相比之下，“竞争性观点”（competitive view）可能更加适用于经济学的演变和发展。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并不是从谬误走向真理的单向的线性演进过程，而是许多相互竞争的思想和理论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多面向的非线性发展过程。其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不同的世界观，因而也存在理解和解释处于理论探索的各种问题的不同途径和进路，但又不可能借助逻辑实证主义所表明的“客观”标准来对竞争性的理论进路进行评判。

事实上，在思想史上不仅不存在统一的评判标准，而且判断思想或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还在不断变化。因此，一些思想和理论在某个时期流行起来，被认为是“正确的”；另一些竞争性的思想和理论则在其他时期盛行起来，成为“正确的”学说。这意味着经济思想的演变具有某种周期性，而不是辉格诠释的线性进步路径。不同的思想学派之间相互竞争、交替盛衰，形成锯齿形的波动轨迹。经济学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话语中运行，不断地循环往复相对持久的内容，尽管是以不断变化的方式，以至于会出现过去思想和理论定期地有规律地复兴和复苏。

可见，这种经济学的竞争性发展观，突破了传统思想市场的隐喻，将经济学中“作为过程的竞争”概念而不是“作为终局的竞争”概念引入经济学本身，认为竞争是相互依赖的理论和思想这个复杂的不断演化的世界的调节力量。纷繁不同的思想、进路或学派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和竞争，在不同的时期因为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命运。有些思想和学派在某一时期成为主流，占据着支配地位，另一些则成为非主流，被人们忽视和遗忘。但时过境迁，这些思想和学派的命运可能会逆转。过去的主流思想和学派可能沦为非主流，被逐渐边缘化，而过去失势的非主流思想则有可能重见天日、流行起来。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思想，因而会随着时间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用经济学经典的“选择”话语，我们可以将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视作从过去通向现在的一系列选择决策序列，如同一棵大的决策树（decision tree）。经济学好比相当复杂、枝干缠绕和胡乱修剪的灌木，这棵树干在经济学家无法达成共识的地方便会出现许多分枝，各个分枝大小各异，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胀缩荣枯。这种观点并非意味着竞争性的进路之间是等效的，也不意味着没有科学进步。它只是认识到基于不同的概念基础，存在不同的研究进路。它们之间由于基于不同的概念体系而不可通约，不具有统一的标准来评判。但不同的进路内部，却可能存有进步。

与科学哲学当中流行的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方法论相比，被经济学家相对忽视的科学哲学家劳丹（Larry Laudan）的“科学研究传统”（scientific research tradition）概念和理论似乎更加适合被借用来描述和重建经济学的这种竞争性发展模式。劳丹将科学界定为“解决问题”，理论旨在于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在这种问题导向的“解题模式”中，“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研究传统”是一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规则或信条，包含许多具体理论并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一套指导原则，同时反过来依靠这些理论来表现和说明。这些信条作为一个整体，赋予了研究传统以独特特征，从而将不同的研究传统区分开来。与具体理论不同，每一个研究传统都得到过各种各样详细的表述，并且一般都有一段较长的历史，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正是这些由来已久、长期存在的信念，决定了传统的继承、延续和发展。

相较于库恩的“范式”或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研究传统”往往具有一个相对松散而灵活的内部结构。在一个研究传统中，理论间的联系是宽松的。一个不断演化的研究传统当中可能存在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理论，它们不断受到检验而得到修正和发展。而“研究传统”本身则无法依据所谓的经验确证性在绝对意义上来简单判决和检验，而总是在相对意义上接受不断的检视和评价，因而会在竞争过程中呈现出交替起伏。一个在某一个时期被拒斥的研究传统可能在之后某个时期被重新接受，迎来复兴。它们之间的竞争过程类似于游击战，某个研究传统可能受到竞争性传统精英群体的攻击，防线被攻破，但是它们并未被彻底摧毁，而是有机会重新集结、重整旗鼓展开反攻。换言之，一个研究传统并非被其竞争性传统完全取代，而是在以后有机会迎来复兴。并且，各种研究传统因历史传承和不断演化，往往会在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有所变化，而不是像拉卡托斯“硬核”（hardcore）那样固定不变。

可见，与以上经济学演变的竞争性观点相契合，劳丹这种基于“科学研究传统”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比较准确地刻画了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演替。相比于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或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这些概念，劳丹的“研究传统”概念不仅更具灵活性和包容性，能够容纳和概括同一阵营的众多流派（表现为同一传统内部的众多理论和思想学派），而且也更具动态性和历史性，能够描述和刻画相互竞争的经济思想的演化和传承。

02

明斯基与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

一些经济思想史家已经认识到，经济思想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呈现出许多竞争性的经济学研究传统。这些研究传统如同“教父传统”（patristic tradition），自形成之日起便作为一种权威得到遵从、继承和发展，影响着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思想路径。在经济思想长达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历史悠久且长期并存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周期性演替。如同劳丹所认为的，它们从根本上是以不同的本体论或世界观为基础的。

一种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或牛顿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发端于启蒙运动时期，从重农主义、斯密、李嘉图、“庸俗经济学”和杰文斯-瓦尔拉斯的边际革命等一直延续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等）。它以静态的、机械的、原子论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哲学基础，假定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框架下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因而分析的焦点集中于物物交换、消费和积累上。这种传统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决定论哲学观，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规律，演绎主义、数学形式化建模和预测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

另一种则是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或达尔文主义传统。这种传统起源于更久远的文艺复兴时期，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延续到目前的当代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新熊彼特学派、社会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等）。它以动态的、系统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认为技术、制度、偏好等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这种变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过程，经济行为者按照得失权衡而非效用最大化原则采取行动，资源创造而非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因而分析的焦点集中于生产和创新。经济研究要特别注重时间和地点的差异，比较的、制度的、 历史的和解释学的方法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眼中，后一种传统被看作异端并遭到贬斥，而前一种传统则被视为正统并得到推崇。

明斯基通常被认为是后凯恩斯主义的杰出代表，是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创始人。而后凯恩斯主义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西方异端经济学流派之一，构成了以上所区分的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如上所述，在“研究传统”意义上，达尔文主义这种经济学研究传统能够容纳和概括这一传统内部不尽相同的理论和学派，同时又依托这些具体的理论和学派来表征和说明。作为一种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构成该传统以上诸多世界观和方法论核心的要素便来自该传统内部的特定异端学派。其中，后凯恩斯主义学派通过对真实时间制度背景的分析，通过对与政策建议紧密联系的有效需求、不确定性和生产的货币理论的强调，为该传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因此，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代表，明斯基的经济思想自然而然与达尔文主义传统相契合。

一方面，从本体论或世界观角度来看，明斯基所构想的一幅独特而宏大的“华尔街图景”，与达尔文主义传统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明斯基所构想的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的货币生产型经济，表现为充斥着不确定性的复杂的金融关系和现金流网络。这种经济背后的焦点在于资本积累或投资过程，投资在二价制框架中进行，并以利润的形式产生现金流入。由于投资活动需要依靠融资，因而与资本积累过程同时进行的是融资过程。复杂而不断演化的金融体系，在为企业投资提供融资的过程中，内生创造了货币，并随之创造了债务层级和负债结构，从而使投资活动以债务支付承诺的形式产生了现金流出。利润作为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入，与债务作为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成为货币生产型经济当中的核心金融关系。从微观层面而言，这种关系成为企业现金箱状况的主要体现，决定着企业的安全边际和风险评估。而上升到宏观层面，这种关系交织在一起则形成了金融结构。由于这种关系会不断变化，金融结构也会不断演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在周期性扩张过程中，金融结构会逐渐内生地滋生金融脆弱性，以至于会进一步以通货膨胀、失业和危机等形式导致金融不稳定性。然而，资本主义这种内在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却可以通过政策制度安排来抑制。可见，这种着眼于复杂而不断演化的金融资本主义，聚焦于多维、跨期、非线性的动态和开放的经济体系当中不断变化的内生非均衡去稳定性力量和过程的经济图景，恰恰是以上达尔文主义传统世界观的典型表现。

另一方面，受这种世界观的影响，明斯基所遵循的方法论也是与达尔文传统相契合的。秉承着方法为图景服务的原则，明斯基从整体上采用了制度的、演化的和历史的分析方法，来研究自己所设想的一幅嵌入各种制度，尤其是复杂而不断演化的金融制度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图景。这种复杂的、动态的图景意味着不能采取绝对的、一刀切的方法来应对，也无法采用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和方程来捕捉。相应地，它需要从一种辩证的视角，依靠深入实践的参与观察、运用文字语言的叙述性方法来捕捉和阐释。具体而言，针对图景当中要素特征，明斯基则遵循了一种宏观-微观-宏观的研究进路，首先从宏观着眼，运用非均衡分析法来讨论图景当中的本质上所存在的非均衡力量和趋势，并运用现金流分析方法将图景抽象成一个现金流网络，从广义理性行为模式出发剖析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现金箱状况，最后探讨其宏观上的金融不稳定效应。可见，这些研究方法及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也正好构成了达尔文主义传统的鲜明范例。

除了以上可见明斯基经济思想是对达尔文主义这种由来已久的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传承之外，事实上明斯基还对这种异端传统有所创新和发展。尽管明斯基被划归为“后凯恩斯主义”，但其实他更偏爱将自己定义为“金融凯恩斯主义”（Financial Keynesianism）。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明斯基不赞成后凯恩斯主义的激进主义（radicalism），想让自己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当中所存在的为了提出“一般性理论”而将制度推到幕后的倾向保持距离。他总是十分谨慎地指出，他所提出的理论并非“普遍规律”，而是一种特定的理论，仅适用于那些已经形成发达的金融制度的经济体。换言之，他反对能够适用于不同经济现实的一般化理论的神话。这样一种理论在他看来要么显然是错误的，要么简直就是太过一般化而没有任何用处。制度必须在分析的一开始就纳入进来，有用的理论是制度特定的。为此，明斯基专注于研究发达资本主义金融制度在决定宏观经济运行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以至于他所提出的“华尔街图景”（Wall Street view）成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乃至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当中独具一格的世界观组成要素。也正是在制度分析，特别是金融制度研究方面，集中体现了明斯基对达尔文主义传统的弘扬和发展。

综上我们发现，明斯基经济思想是对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之一的达尔文主义这种历史更为悠久的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可以从下面表1中看得更加清楚。

03

明斯基与两大经济周期研究传统

以上讨论了劳丹的“科学研究传统”概念在经济学学科总体或一般层面上的应用和表现。然而，正如库恩的“范式”概念或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概念一样，“研究传统”也具体体现在经济学学科当中的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当中。区分以上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学者，便曾讨论了这两大传统或两类教规在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中的对应表现。本文认为，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同样在经济周期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种是西方正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或外生传统。这种传统非常古老，发端于前古典经济学时期，从重农主义魁奈的“经济表”、古典经济学时期流行的“萨伊定律”和边际主义杰文斯的“太阳黑子论”，一直发展到现代经济学时期斯拉茨基和弗里希的“刺激-传播论”、货币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冲击理论、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的货币扰动均衡经济周期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伯南克等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扩展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以及最近新新古典综合的纳入“金融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这种外生研究传统从外生上来解释经济周期，认为经济体系内在是自我均衡和动态稳定的，因而将经济周期波动主要归咎于经济体系的外部各种冲击（货币或实际冲击、需求或供给冲击以及政策冲击等）。在这种传统产生早期，通常需要寻求像季节更替那样的外部周期性刺激或冲击来解释经济体系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有规律的波动倾向。但发展到现代经济学时期，该传统已经无须诉诸本身必须是周期性的外部冲击来解释这种规律性波动，而是可以依靠传播机制来阐释和刻画。经济周期被解读为源自经济体传播外生随机扰动或刺激（impulse）的方式，传播机制将一系列高度不稳定的刺激或随机性冲击转化为相当有规则的反复出现的扩张和收缩的交替运动。该传统内部的各色理论因而将研究着眼于冲击的具体类型和有关其效应的估计，以及冲击的放大和加速机制。

另一种则是西方非正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或内生传统。这种传统起源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从古典经济学的异见者（马尔萨斯、西斯蒙第、马克思、图克、穆勒等）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发展到“大萧条”前后新古典经济学时期流行的各种“内在失衡论”（霍特里等的纯货币理论，哈耶克、米塞斯、罗宾斯和罗伯特森等的货币性投资过度理论，维克赛尔、熊彼特、庇古、斯皮索夫、卡塞尔等的非货币性投资过度理论，霍布森等的消费不足理论，米切尔的成本-价格失衡理论，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等），经过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的投资理论”、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理论，一直延续到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的“停滞-金融化理论”等当代异端经济学派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这种内生研究传统从内生上来解释经济周期，认为经济体系本身便是非均衡和不稳定的，因而将经济周期的产生和持续主要或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正常运行。周期的驱动力内在于体系当中，而非来自外部的像“冲击”之类的外力。外生因素虽然有可能构成干扰影响经济的运行和变化，但扮演的却是次要的角色。经济周期本身构成经济体系压力和失衡的主要来源，而它们反过来又维持着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驱动周期的内生力量，具体涉及相互关联的货币与真实变量、价格和数量以及预期与实现的反复波动。该传统内部的各色理论在具体哪些因素在其中充当主角，哪些充当配角方面莫衷一是。

这两种经济周期研究传统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具体还在其他方面有所差异（参见表2的总结）。首先，如上所述，研究传统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共有的本体论信条，即对世界所设想的经济图景或所谓的“世界观”。其中，内生研究传统所设想的经济图景包含了不可缩减的不确定性，复杂而不断演化的金融体系以及内生的债务、货币和信贷等至关重要的经济要素。正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体系当中复杂而不断创新的金融体系所滋生的债务的累积、货币和信贷的随之膨胀，引致体系内部周期性的波动。反观外生研究传统，在它们的视野当中，不确定性要么不存在，要么可以转化为可以计算的确定性等价；金融在本质上是缺失的，货币在本质上仅视为一层“面纱”，公司融资结构是“不相关的”，政府赤字支出对私人经济没有影响。在这种将经济过程视作由实体经济部门要素所驱动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经济周期的产生只能来自经济体系外部的各种冲击或者政策错误。

其次，本体论和世界观信条决定方法论规则，不同的经济想象意味着不同的分析方法。在正统外生研究传统所透视的本质上的确定性的世界中，社会制度、文化和心理等因素无法纳入知识当中，倘若行为被描述为基于这种知识的目标导向性的，那么理性行为便可以清晰地加以界定，任何其他行为在定义上便是非理性的，因而，理性的概念被框架给限制住了。相比之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异端内生传统则打破了这种狭隘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的正式要求，从而为社会和心理因素的纳入提供了可能。并且由于知识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也必将成为知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而也自然成为所有行为的推动因素。心理将与理智和经验相结合，从而不断积累构成行为根据的知识。正是不确定性笼罩的金融化经济体系内部“理性”经济主体依据所谓的“干中学”和“启发法”的逐利行为，才引致经济体系的周期性波动。

再次，二者所坚持的格格不入的经济图景以及相应的大相径庭的方法论，使得双方的模型化表述方式相互冲突。正统的外生研究传统通常在一个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当中来解释经济周期的产生和持续。该传统最新的经济周期理论，往往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这个当前在主流经济学当中占支配地位的均衡框架来表述的。该框架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理性最优化的均衡形式化，这意味着异端的内生传统是难以用该模型框架来完整表述的。事实上，由于在内生传统中充满的是货币、资产债务、资金流量、会计关系和不确定性要素，因而其表达方式在本质上必定是非理性最优化的、非均衡的，它们大部分是通过“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SFCMs）框架或“基于行为人模型”（ABMs）框架来表述的。与均衡模型不同，这两个模型通常能更好地刻画经济体系当中的异质性行为、个体行为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宏观层面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和波动。

像对待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一样，明斯基也对以上当中的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予以了继承和发展。一方面，作为一种内生经济周期理论，明斯基的代表性理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FIH）无疑受到异端内生传统的指导，并鲜明地表现和阐明了这种悠久的研究传统。该假说旨在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去探求其所固有的经济周期波动所产生的根源和机制，具体包含扩张阶段“向上的不稳定性”的内生形成和繁荣阶段“向下的不稳定性”的内生触发这两层含义。这种周期性波动产生的过程，主要围绕经济体系资本积累的外部融资过程当中可接受的和实际的现金支付承诺-现金收入（利润）比率所出现的系统性上升的趋向，主要依托利润和投资之间，以及资产价格和债务之间的正反馈循环所产生的“偏差放大机制”。可见，该假说是一种具有强烈内生要素的非均衡理论。

另一方面，作为传承内生研究传统的最新经济周期理论，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同样是对该传统的重大创新和发展。相比于该传统内部的其他理论，该理论将复杂而不断演化的金融部门纳入经济周期分析的核心，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繁荣和衰退的交替。金融不稳定性本质上是内生经济周期波动的表现，其根源并非在于外部冲击和传播，而是在于经济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内在地产生，即在经济周期性运行过程中正常地滋生。当经济运行向好时，过去投资所实现的利润会促使投资者继续扩大资产投资，通过增加债务融资追逐未来更多的利润。向好的经济形势同时也会诱导银行积极满足投资者的债务融资意愿，增加放贷以获得更多利息收入。债务的累积和杠杆率的上升需要未来产生更多的利润现金流才能偿付，这将加剧金融系统的压力，使整个经济体系应对内部或外部冲击的能力下降。当由于债务累积或利率上升等原因导致现金流不足以支付债务本金及利息时，为了偿付债务就不得不抛售资产，最终导致市场崩盘、“明斯基时刻”降临，经济因而从繁荣走向衰退。

04

总结和评论

受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的演变通常被视作呈现出一种线性的累积式发展模式。一方面，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之后，经济学越来越被认为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硬科学”。而自然科学在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或 “公认的观点”的影响之下，其发展被普遍视作一个知识不断积累和进步的过程。自然而然，经济学也被视作像自然科学那样遵循这种累积性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当中流行的“有效市场假说”，被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一些经济学家借用来分析经济学自身这个“思想市场”。思想市场被描述为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构想的现实市场那样，既是完全竞争的，又是富有效率的。因此，经济思想的发展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不会带来任何“内容损失”。

然而，这种流行的累积性发展观点，如今因站不住脚而遭到了绝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家的驳斥。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被认为从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因而也不可能遵循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更何况自然科学也并非呈现出传统科学哲学所认为的累积性知识进步。相比于自然科学研究无生命力的物质的运行规律，经济学研究的却是更加复杂的有意识的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自然科学传统的直线发展的累积性观点，早已被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诸如库恩和拉卡托斯等新的科学哲学理论驳斥和摒弃。就后一个方面而论，经济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思想市场”，并不适用于传统科学知识（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分析，它既非竞争性，也非有效率。布劳格（Mark Blaug）等著名经济思想史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同样利用科学知识经济学的论据来反驳思想市场有效论。他们利用有别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理论，采取有别于“竞争状态”的“竞争过程”概念，论证了经济学这个思想市场是无效率的，经济学发展必然蕴含着“内容损失”。

因此，现在大部分经济思想史家已经摒弃了传统的累积性发展观点，而是更倾向于支持替代性的竞争性发展观点。无论是基于后来发展的科学哲学，还是依据新兴的科学知识经济学，经济学的演变都被视作不同思想和学派并行发展、相互竞争、交替争胜，从而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发展过程和模式。尽管库恩的“范式”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概念和理论在本质上与这种竞争性观点是一致的，但在这二者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劳丹的“科学研究传统”概念和理论却更好地描述了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竞争性演化模式。一方面，“研究传统”概念更具松散性和包容性，能够容纳和概括纷繁复杂的思想学派以及同一学派当中不尽相同的理论；另一方面，这一概念也更具历史性和动态性，能够刻画和突显相互竞争的思想和学派前后相继的历史传承和动态演进。经济学的发展于是可以看作不同的经济学研究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而并行存在、相互竞争和交替起伏的动态过程。

在经济学总体或一般学科层面，存在着两大由来已久并长期共存的经济学研究传统的竞争和演替。一种是发端于启蒙运动时期一直发展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基于静态的、机械的、原子论的和封闭的本体论和世界观信条，以及个人主义和均衡导向的方法论信条的西方牛顿主义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另一种则是起源于更久远的文艺复兴时期延续到当代异端经济学，基于动态的、系统的、有机的和开放的本体论和世界观信条，以及整体主义和非均衡导向的方法论信条的西方达尔文主义非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得到具体而鲜明的体现。一种是秉持西方牛顿主义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外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坚持经济体系内在均衡稳定的静态机械的本体论和世界观信条，遵循构造各种外部冲击来产生和模拟经济周期波动的方法论规则；另一种则是秉承西方达尔文主义非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坚持经济体系内在非均衡不稳定的动态演化的本体论和世界观信条，遵循探求体系内部运行动态来驱动经济周期波动的方法论规则。在这两大经济学和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当中，明斯基不仅吸收和继承了西方达尔文主义非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和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而且发展和光大了这种悠久的非正统研究传统。2008年“大衰退”以来明斯基经济思想的“重新发现”和时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种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以及背后更广泛的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复兴和流行。

从历史上看，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交替兴衰正像经济思想的演变那样，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如“相对主义”或“外史”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学的历史演变深受经济学科外部因素和力量的影响，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历史状况和环境的变化，它们更多影响着经济问题的选择和转换；另一方面，如“绝对主义”或“内史”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同样也受到经济学科内部因素和力量的影响，包括经济学与日俱增的专业化、经济学家知识水平和标准的变化以及经济学界学术风气、惯例和价值观的变化，它们更多影响着经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从这两方面审视，我们可以理解以上两大传统的交替式兴衰起伏。外生经济周期传统及其背后的牛顿主义正统传统，自古典经济学阶段开始，在经济思想史上绝大部分时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之所以在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阶段被内生经济周期传统及其背后的达尔文主义非正统传统压制而沦为非主流，主要原因便在于学科外部力量。在这段时期，人们日益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在加剧，特别是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引发了对经济周期内在产生的大量研究。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二战之后资本主义迎来“黄金时代”和接下来“大稳健”时期的到来，外生正统传统又卷土重来，成为主流传统，而过去的内生非正统传统则沦为非主流传统，面临着绝迹的危险。出现这种转变无疑与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人们对市场经济稳定性的信念不断增加，经济周期逐渐从公共视野和经济学界淡出。公共部门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比重大幅上升，政府干预和政策越来越被认为是构成大规模宏观经济效应的主要来源，经济收缩和波动于是顺理成章被归咎于政策诱发的偶然事件或冲击，而不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动态。当时爆发的冷战，也对新古典理论这种能够防御极权主义对西方威胁的正统理论类型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转变同样与学科内部因素息息相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罗-德布鲁模型诞生之后，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不断上升。加上当时数学形式主义革命（现代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兴起）的爆发以及线性数学模型的便利和流行，共同推动了均衡-外生冲击传统的回归和发展。

从以上经济学研究传统演替的历史经验来看，明斯基经济思想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复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历史上，每当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和背后的达尔文主义非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便会得到复兴和关注，因为外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及其背后的牛顿主义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往往无法解释危机的爆发，正如在十年前这场危机中发生的那样。面对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以主流新新古典综合DSGE模型为代表的外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既未能预见到这场危机的爆发，也无法解释这场危机的产生，更无法提供有效的应对之策。因为如上所述，在这种外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的本体论和世界观当中，危机就不应该发生，市场能够自动地实现均衡和稳定。正是在这种西方主流经济学遭遇失败的背景之下，过去被忽视被遗忘的“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已故经济学家明斯基的经济思想才“重见天日”，被经济学界内外广泛关注和讨论。作为当今最佳地剖析了经济危机和周期内生性的当代经济学家，明斯基思想的流行因而代表的是过去濒临绝迹的达尔文主义非正统传统及其内生经济周期传统的振兴。相比于外生经济周期传统的最新经济周期理论，作为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最新理论的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被广泛认为与过去的历史经验更为契合，并对此次危机更具解释力，以至于这场危机被普遍冠之以“明斯基时刻”。

然而，以明斯基为代表的这种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及其背后的达尔文主义传统的复兴，是否就意味着它们已经取代外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及其背后的牛顿主义传统，而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主流传统呢？从危机降临十年后的今天来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当今主流经济学界虽然意识到明斯基经济思想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真正接受和发展明斯基所代表的非正统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相反，他们基本上只是将明斯基的部分思想有选择性地吸收和纳入他们的理论，着力于维护和发展他们的外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将明斯基所强调的金融的角色植入他们标准的DSGE模型框架，将金融分析以金融市场不完全（源自信息不对称或非竞争性市场的“摩擦”“扭曲”）的名义“嫁接”在传统的实物分析之上，从而构造一个金融非中性的特殊市场情形。当前宏观经济学依然奉自由市场理念为圭臬，相信经济体依靠市场调节能自我矫正，因而致力于探讨和“构造”产生经济周期波动的外部冲击的性质，而不是经济体系内在地滋生不稳定性和危机的力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以上所述的“绝对主义”史观所强调的学科内部因素在研究传统的交替起伏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当前的牛顿主义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过于强大，依然主导着主流经济学界。宏观经济学界对DSGE模型的大规模“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产生了路径依赖和锁定，以至于依然遵循着正统的外生传统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规则。在这种背景之下，未来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刊载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