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比较政治学研究杂志

 【内容提要】1961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标志着韩国威权-发展型国家的开端。1961、1972、1979和1987年是威权-发展时期的主要节点，韩国采取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政策。政治经济配置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韩国劳动体制的属性。韩国劳动体制的这种变化对韩国民主化的样式以及转型后韩国劳动政治的形态有着持续的影响。

　　【关键词】劳动体制；工业化；维新体制；新军部

作者简介：

张彦华，男，（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政治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张振华，男，法学（政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度青年预研究项目《发展型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研究》（项目号：2017ECNU-YYJ032）资助成果。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化进程中，劳工抗争是一种普遍现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与其他群体相比，劳工阶级一般都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在政治上容易形成集体认同。最重要的是，劳工阶级不像学生、教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它能够通过罢工直接破坏经济，从根本上影响到威权统治的基础”。[1]正是由于劳工阶级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这种战略地位和作用，对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发展型国家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劳工政治。学者普遍运用国家合作主义（State corporatism）[2]来概括这一时期韩国的劳动体制。这种研究在取得重要洞见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憾：它将威权-发展时期韩国的劳动体制看作是单一的、静态的。事实上，即便是在威权时期，韩国的劳动体制也有明显的变化：1961年至1972年间韩国的劳动控制主要是通过工会组织的御用化来实现的，1972年至1987年间韩国劳动控制的重点则转向限定工会组织的范围，不允许工会自主建立跨区域和跨企业的联系，力图使工会原子化、无力化[3]。这表明，即便是在极端不利的政治环境中，韩国劳工依然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威权-发展时期韩国劳动控制模式的这种变化以及其所体现的政治含义是国家合作主义范式所忽视的。

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分析韩国威权-发展时期劳动体制的这种变化。政治经济分析的思想基础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现代转型学研究中，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总体而言，政治经济分析方法认为社会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政治与经济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影响着社会系统中集体行为的发生和展开方式。[4]体制转型受到经济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约束，在转型过程中经济政策和政治体制发挥着重要作用。[5]从韩国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1961-1987年间是典型的威权-发展型时期。在这一时期，韩国的政治经济配置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1961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第三共和国），在政治上建立了军人独裁体制，在经济上启动了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工业化政策；1972年朴正熙推行维新体制（第四共和国），建立了政治上的类极权统治，在经济上开启了重化工业政策；1979年全斗焕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第五共和国），在政治上延续了维新体制的独裁统治，在经济上则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稳定政策。政治体制和经济政策的不同配置对韩国劳动体制的演变产生了何种形式的影响？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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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合法性的困扰与

韩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端（1961-1971）

韩国的劳工抗争在日本殖民时期就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1948年8月15日建国后，劳工抗争更是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但在朝鲜战争进行过程中及之后，在反共主义和保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国家对劳工抗争进行了残酷镇压，导致劳工力量跌回了原点，之后又呈现出缓慢发展态势。根据相关资料，1950年代韩国工会成员数量缓慢增长：1955年为20多万名，1957年近25万名，1959年达到28万多名。这期间，围绕增加工资和减少劳动时间的劳动争议数量也缓慢增长：1953年9件，1957年45件，1959年95件。[6]尽管如此，1961年朴正熙上台之前的劳工阶层在社会各阶层之中是相对弱小的，当时的劳工阶层完全不足以威胁到威权统治。[7]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实施劳动控制以及劳动控制下劳工抗争的变化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朴正熙）

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为什么要加强劳动控制呢？或者说朴正熙军人政权强化劳动控制的利益驱动是什么呢？一般的认识是，朴上台后在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政策之前，率先通过劳动控制为发展主义铺路。[8]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军人政府的本性是对劳工运动极端嫌恶，但考虑到朴正熙上台时，劳工抗争的力量还很微弱，远不足以影响到朴的经济发展政策，这种观点说服力大打折扣。[9]另外，朴上台后并没有对劳工抗争斩尽杀绝，只是对他们的活动权限和范围加以限定，因此说军人政府本性嫌恶劳工运动，因此必然对其强加控制，这种理解也存在很大的漏洞。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朴上台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朴充分认识到“军事政变”上台后的政权具有先天的合法性欠缺。在其政变当日发表的“革命公约”中即表明：“军人的任务完成后，会凭着良心将政权让渡给文人政客们。”在政变发生三天后，美国政府表达了对军人政权的忧虑，当时朴正熙向美国总统发出亲笔函，表示“建立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政治是我们的主要目的”。[10]总之，从朴上台之日开始，一直试图表明，军人政府是向民主回归的过渡政府。但朴的真实目的却是长期执政。为此，就要利用过渡政府的缓冲期迅速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而在当时，建立合法性基础最快捷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发展经济。朴上台以前，1957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6%，1958年是5.5%，1959年是3.8%，1960年是1.1%。与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相对的是失业率的不断上升。1957年韩国的失业率是14%，1958年是17%，1959年是17%，1960年是24%。特别是1958年美国将直接的经济援助改成了以发放贷款的方式进行的间接援助，韩国单纯依靠美国援助的经济模式就运行不下去了，需要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11]

要发展经济就要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特别是加强对直接参与工业化进程并对其有巨大影响的劳工队伍的控制。当时的社会各阶层中，劳工阶层是相对比较弱小的，控制起来较容易。1960年参加工会的劳工人口约30万，工会组织的不团结和阶级意识的缺乏使得劳工阶层的政治力量弱小。换句话说，当时的劳工阶层完全不足以威胁到军人政权的统治，从短期来看，也不足以妨碍经济发展的大计。但朴政权是军人政权，其以军人作战的思维认定工业化政策的推进将会使劳工阶层不断壮大，而这反过来会对工业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工业化政策推行伊始便以军人的效率和果敢加强了对劳工阶层的控制。[12]

军人政权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压缩了民主运动和劳工政治的活动空间，并逐渐开始构建有利于推进工业化政策的劳动控制框架。1961年5月19日根据戒严司令部公告第5号，韩国制定了《经济恢复特别说明书》，强调不能有任何劳动争议。5月21日，根据军人政府《布告令》第6号，要求包含劳工组织在内的一切政党和社会团体立即解散。8月3日修订了《社会团体登记法》，限制劳工组织的注册登记。同一天，军事政府颁布了《劳工团体活动临时组织法》，将之前设立劳工组织的“申请主义”转变为需要政府审批的“许可主义”。军人政府据此将韩国劳工组织压缩成了几个行业工会，并严厉禁止跨行业工会的出现。[13]

军人政府创设了中央情报部，该部门成了实施劳动控制的核心机构。在中央情报部的任命下，韩国各行业工会的9名代表组成了韩国劳动团体再建组织委员会（再建委），再建委认命了11个行业工会的负责人。这11个行业工会选出78名代表，创立了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FKTU: Federation of Korean Trade Unions,以下简称“韩国劳总”）。军人政权通过从上而下的方式，对工会组织进行了改编和再建，并对试图反抗的原工会领导人进行了镇压，韩国劳总成了军人政权在劳动领域的代理人。“军人政权-韩国劳总-各行业工会”的体制被学者们称为“劳总体制”。[14] 1963年全面修订的《劳动组合法》为韩国劳总体制的形成构建了制度性后盾。修订后的《劳动组合法》规定：新工会需要得到相关行政机关的许可才能成立；新成立的工会如果妨害了现存的韩国劳总体制，行政机关可以责成其解散，以此防止独立工会的出现；全国的行业工会以缔约的方式结成一个全国统一的、以韩国劳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式工会体制；强制要求劳工加入现存的工会体制；相关行政机关有权监督工会组织的预算执行和活动状况，并且有权解散妨害公益事业的工会；禁止工会组织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15]朴正熙军人政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韩国劳总在全国劳动领域的最高地位，建立了去政治化的国家合作主义劳动控制体制。

但朴正熙政权建立的国家合作体制也有其明显的缺陷，劳总体制只能覆盖一部分工会。除了国家垄断行业和公共行业外，民间企业主要是以企业工会（即在单个企业内建立的工会）的形式进行集体谈判。例如，1967年以行业工会为单位进行谈判的工会成员数只占当时工会成员总数的37.7%，而以企业工会为单位进行谈判的工会成员数占到了工会成员总数的62.3%。这样看来，韩国的劳总体制只能控制少数的工会成员，工会体制的主体还是企业工会。[16]企业工会在劳总体制下之所以能大规模存在的一种解释是：1960年代韩国劳动力基本上处于无限供给状态，企业主凭借国家赋予的暴力管理手段能对企业工会进行有效的控制。[17]有学者将这种控制劳工的策略称为市场式的控制，[18]市场式的控制机制力图最大限度地削弱工会的谈判能力，集团谈判被分散到尽可能低的层面上进行。这种控制机制在维新体制和新军部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甚至在民主转型以后，企业工会仍然是韩国工会体制的主体。

除了制度层面外，朴正熙政权在理念层面上提出了以发展主义为主，以儒家集体主义为辅的价值体系。发展主义强调“先发展后分配”，压制劳工的分配要求。儒家的集体主义本位强调资本家和劳工是吃同一锅饭的家族成员，是命运共同体，资本家的财产是和劳工共享的，资本家如同家长，劳工是家族的组成人员，资本家和劳工的利益是共同的，也是共通的。[19]

在劳动控制体制的限制下，由于没有真正代表劳工利益的工会组织，即使纯经济利益上的诉求也很难得到正常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工抗争就不可能发生。事实上，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在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影响下，劳工抗争开始登场。尽管1969年的劳动争议只有94件，1970年只有90件，1971年也只有109件，相较于1963-1968年间的年平均118件仍处于低水平状态，但当时恶劣的劳动条件、低工资及工资拖欠等问题还是引起了工人的抗议，并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代表事例包括1970年11月全泰一自焚事件、1971年8月新进汽车公司900多名工会成员和1000多名家属举行的罢工示威、1971年韩进商社400多名工人在KAL大厦的放火事件等。全泰一自焚事件促发了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宗教人士对劳动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知识分子团体、大学生团体、宗教团体和劳工的联系自此开始。[20]此外1962年11月戒严令解除和1963年1月政党活动合法化以后，原来在韩国劳总体制建立过程中遭到镇压的原工会积极分子又重新活跃起来。他们主导的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分别是1963年1月和3月发生的“民主劳动党创党运动”事件和“韩国劳动联合创建运动”事件。前者主要对抗军人政府的工会“去政治化”方针和韩国劳总的“政治中立化”路线，试图真正代表劳工阶级与政府进行博弈；后者则主要针对军人政府对工会的强制改编和韩国劳总的御用化趋向，试图代表劳工阶级建立独立的全国性工会联合。但这些企图在威权政权的打压下很快失败。[21] 1970、80年代在促进社会各阶层联合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宗教、学生、知识分子等团体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还比较弱小。宗教界支援并参与劳工抗争的主要团体是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城市工业宣教会。这些宗教团体起初关心的是在劳工中宣教，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宗教团体逐渐开始为劳动问题奔走呐喊；[22]学生团体主要针对国内恶劣的政治环境提出抗议，他们和劳工之间的联合还没有形成；知识分子在1960年代后期开始关心劳动问题，如西江大学和高丽大学分别设置了劳动问题研究所，通过研讨会、调查研究等方式表达了对劳动问题的关心。[23]

总之，1961年上台的朴正熙军人政权开始了比较强硬的劳动控制，但其目的并不在于对之前曾经出现过的劳工抗争的忌惮，而是军人政权为弥补其合法性不足而进行的工业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是劳工阶级的壮大及其对低工资、高强度劳动的不满。尽管在强大的劳动控制体系下，劳工抗争只能以零星的、微弱的方式进行，但19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教会团体在劳工队伍中的宣教、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劳动问题的关注，他们在信仰和知识等层面上不同程度地支援了劳工抗争。1960年代中期以后至1970年代初，劳工抗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使威权政权感受到了伴随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社会问题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威权领袖不得不升级和强化其威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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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国的维新体制与重化工业化政策（1972-1979）

1971年12月6日，韩国政府宣布国家进入“非常状态”，通过了《国家保卫法》,修改宪法建立了维新体制。维新体制强化了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对劳工的控制更是达到了韩国现代史的最高峰。那么，朴正熙政权为什么要建立维新体制，并在该体制下强化对劳工的控制呢？对此，学界的一般认识是维新体制是韩国工业化政策转变的结果。进入1970年代后，韩国工业化的重心转向了重化工业。[24]重化工业的发展势必使得之前以女工、非熟练工人为主的劳工队伍被以男工、高技能的熟练工人所替代，劳工的集中程度更高，抗争的潜力更大。之前的威权体制已经越来越难以确保劳工大军在重化工业化过程中仍然守纪律，威权政权需要建立与重化工业发展想匹配的更高强度的威权体制。[25]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

劳动控制的加强首先体现为控制制度的变更。依据《国家保卫法》，劳工在行使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前必须向相关行政机关申请，其行动必须依据行政机关的决定展开，这实际上剥夺了劳工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的自主权。1972年的《维新宪法》进一步强化了《国家保卫法》对劳工的强制性规定，完全剥夺了劳工组织的自主性。1973年和1974年修改了《劳动组合法》和《劳动争议调整法》。修改后的《劳动组合法》删除了“全国性的劳动组织”及其“下属的劳动团体”等用语，以“劳资协议会”代替了1960年代确立的“韩国劳总体制”。劳资协议会在团体协议和职业规则的范围内，对生产、教育、训练、职场环境、不满处理、协议会的运营等必要事项进行协商。修改后的《劳动争议调整法》赋予国家划定“公益事业和生命线事业”范围的权力，同时扩大了几乎不可能发生劳动争议的“战略产业”的范围。新的劳动控制模式终结了原来中央集权式的韩国劳总体制，代之以分散的、以企业为单位的劳工组织体制，这进一步使企业工会的比例扩大，劳工组织更加趋向于原子化和无力化。韩国劳总的权力被削弱后，朴正熙将其改造成了支持维新体制的准国家机构。[26]

如前所述，1961年以后，朴正熙政权通过建立劳总体制，将约37.7%的企业工会谈判权收归到行业工会，对劳工实施了国家合作式的控制。维新体制取消了劳总体制，名义上恢复了企业工会的谈判权，但《劳动组合法》和《劳动争议调整法》在资方和企业工会间完全倾向于资方，企业工会成了企业管理劳工的御用工具。这种法律和政策上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默认资方在工厂管理上的暴力行为；对已有工会加强控制，使其逐渐成为资方控制劳工的御用工具，同时防范新工会的成立；一旦发现工人在秘密成立新工会，就监视其核心成员，并辞退其他成员；如果新工会成立，则设法阻碍其运行，并开展其他破坏活动（如胁迫工会主要成员或其家人）；在阻碍和破坏工作失败后，设法制造工会内部的分裂和冲突；在工会“御用化”失败后，动员“救社队”和“暴力团”（由非工会成员组成的保卫组织），对工会活动进行暴力镇压。[27]

在维新体制和重化工业战略背景下，朴正熙政权加大了对大企业集团的扶持力度，开始直接介入对劳工的控制。这种“越殂代刨”式的介入一方面使得韩国企业没能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内部机制来规范劳资关系，另一方面也使得韩国劳工抗争的政治化程度很高，劳工对于资方的抗争与对于威权者的抗争始终是一体的。国家对劳动控制的直接介入及资方对劳工的非人性对待使得整个1970年代的劳动控制强度远胜于1960年代。在劳动控制的组织体系上，国家层面的中央情报部、警察局、劳动厅、劳动委员会、企业主、劳动监督官、御用工会、工厂厂长、工厂组长等连接成一条实施劳动控制的纵向控制线。工团管理所、宿舍舍监、工厂内的新村组、品质管理组等有机相连，和纵向的控制线织成了一张严密的控制网。[28]

除了制度层面的变更外，劳动控制的理念也有新变化。维新体制在1960年代思想控制的基础上着重加强了反共宣传和控制，并新增了工厂新村运动。反共主义是朝鲜战争以后韩国的核心理念，这一方面是基于朝鲜半岛分裂的现实和对北方共产主义的敌视，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国内掀起恐怖和武力威胁的假象，制造紧张局面，从而使军人政权的各项强制措施得以顺利实施。1960年后，特别是1970年代的维新体制建立以来，反共主义理念在韩国达到了一个高潮。在控制劳工运动的过程中，滥用反共主义理念，对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或对劳动控制不满甚至抵抗劳动控制的劳工，冠以“容共分子”的帽子加以镇压。对同情并支持劳工领袖和工会组织的社会团体或个人，冠以“共产主义追随势力”的名目加以打压。[29]新村运动是1970年开始的农村改造运动，1973年这一运动引入城市，1974年更进一步扩展到了工厂，被称为工厂新村运动。工厂新村运动是对1960年代儒教集体主义的强化。儒教集体主义强调劳资双方的命运共同体性质，而工厂新村运动则更强调资方在工厂的威权主义地位。在工厂，资方是家长，工人是家族成员，工人反抗资方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悖伦行为。起初实行工厂新村运动的工厂有1500个，1977年以后，10人以上的工厂都开始实施工厂新村运动。[30]

在安保威胁、工厂新村运动、劳资协议会和行业工会完全御用化的制度环境下，韩国的劳工抗争形式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类似于全泰一自焚事件的个人英雄主义式抗争；二是通过和基督教会联合形成的女性劳工组织化抗争；三是通过地下民主工会的动员形成的单个企业的有组织抗争；四是通过大学生动员形成的劳工与大学生间的联合抗争。这四种类型的抗争形式在严密的劳动控制网的限制下，相互间很少出现协作的活动。

从朴正熙遇刺身亡到全斗焕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期间，借着劳动控制放松的间隙，地下民主工会动员起了争取劳工人权的政治抗争（比如，清溪被服厂在1979年11月的抗争等），这些抗争使得全斗焕上台后采取了新的更加严厉的控制措施。1970年代，宗教界人士开始积极介入劳工抗争，促使劳工抗争升级为政治运动的最初组织是基督教城市工业宣教会和天主教劳动青年会。这些宗教团体在1970年代初进入劳动现场开展宣教活动，教会和劳工的联合自此形成，以“民主工会”自诩的地下劳工组织开始登场，“民主劳工运动”成了1970年代劳工抗争的旗帜。[31]东一纺织公司民主工会的抗争是民主劳动运动的典型事例。1972年仁川东一纺织公司的一部分女工在基督教城市工业宣教会的鼓动下，成功取代了公司御用工会的领导层，组建了民主工会。但来自政府、企业的打压一直没有停过。1976年在打压面前，200多名女工进行了裸体抗议，接到报案的警察以非法罢工和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解散了这个民主工会。此后，女工为了向全社会宣传这件事，联合基督教城市工业宣教会、天主教劳动青年会、教会妇女联合会等12家社会团体在首尔明洞圣堂前举行了“东一纺织事件”说明会。1978年东一纺织公司动员起来的救社队对罢工示威中的女工进行了暴力打压，1978年中央情报部对这起事件的背后谋划者城市工业宣教会和民主劳动活动家，以“容共”的罪名予以逮捕。[32]

总之，1972年维新体制的建立一方面是对之前劳工抗争的回应，即以更加强硬的威权统治和劳动控制，继续推进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匹配出口导向的重化工业政策，这一转变使劳工阶级规模变得更大、集中度更高、潜在的抗争力量也随之变得更强，作为政治上的预防和对之前控制经验不足的反思，维新体制得以建立。维新体制强化了劳工控制，将韩国劳总彻底改编为准政府机关，将行业工会拆解为企业工会，这使劳工组织更加分散。劳工抗争则伴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而更加激烈，教会宣教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和学生及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断介入，劳工群体开始和其他社会力量联合。这种联合在进入1980年代以后发展得更为迅速，并出现了全国性的联合组织，这为更大规模的抗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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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军部和经济稳定政策（1980—1987）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暗杀后，同年12月12日，全斗焕通过军事政变上台，被称为新军部。全斗焕政权从实质上继承了维新体制时期的独裁统治，并用国家安全计划部代替原来的中央情报部，对社会实施全方位监控。新军部时期有关劳工组织、集体谈判和争议处置的法规比1970年代更加严苛。1980年5月对光州民主抗争的残酷镇压和在社会净化运动名义下对劳工抗争的镇压是全斗焕政权对劳工控制的典型事例。[33]

197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经济陷入了长期不景气，特别是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遭受巨大打击，西方国家纷纷在钢铁、汽车、造船和电子等领域设置贸易壁垒，开启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在此背景下，韩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受到了重创，出口锐减、国内投资过剩、通货膨胀加剧等使稳定物价成了新军部的头等大事。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优势在轻工业产品上对韩国构成了挑战。1980年，韩国政府在危机状态下制订了调整投资、稳定物价、市场化改革、培育中小企业等一系列政策。但由于1970年代的重化工业促进战略，重化工业已经打破了各产业间的均衡，财阀膨胀、重化工业投资过量、产能过剩等使得新军部除稳定物价政策外，其他政策都没能取得预期成果。[34]

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劳动控制的首要任务是压制劳工增加工资的要求，其控制手段首先从制度变革入手。1980年代初出台了《特别措施法》和《社会保护法》，并修订了《国家保安法》和《劳动关系法》。1970年代的劳资协议制度是《劳动组合法》的一部分，1980年，全斗焕政府专门出台了《劳资协议会法》，扩大了劳动控制部门的规模和权力，成立了劳动对策会议以强化对劳工抗争的控制。新军部从制度上更加强势地要求建立企业工会体制，严禁跨企业工会、严禁工会参与政治活动、严禁第三方介入劳动运动，剥夺了公务员和教师的工会组织权，抬高了工会设立门槛和工会干部的任职条件。这些措施使非正规劳动者和临时工不可能加入或组建工会。[35]国家安全计划部镇压了一部分地下民主工会，劳动部开出了黑名单，名单上的工会活跃分子在工厂被严密监视，一旦被解雇，在别的企业也很难就业。在新军部政权的庇护下，资方以暴力方式加强对企业御用工会的控制并防止民主工会的出现。大部分企业纠集社会流氓无赖建立了救社队和白骨团，对游行示威或企图成立民主工会的劳工进行肉体上的打压折磨。[36]

重化工业的急速发展使韩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70年代重化工业占工业总量37.8%，轻工业占62.2%，到1980年代，这两个数据分别达到了52.6%和47.4%。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工阶级的构成逐渐趋向于以高学历的男性为主。[37]平等意识、抗争意识、没有经历过朝鲜战争的年轻一代对反共意识形态的反感等都使得劳工阶级在与其他社会力量的联合上变得更加积极。[38]另外，1984年国会议员选举之前，全斗焕为了缓和社会冲突，实施了一系列的放松措施，比如允许被开除的教授复职，允许被开除的大学生重新入学等。[39]但与政府的期待相反，放松措施不但没有缓和社会冲突，反而为社会各力量，特别是民主劳动运动力量的联合创造了机会。

1980年代劳工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劳工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抗争大联合的出现。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主劳动运动在1980年代后与支援劳工抗争的宗教界、知识界、学生界建立了广泛的反独裁民主大联合，所有反独裁力量都不加区分地开始形成共同的情感和意识。1980年5月新军部对光州民主抗争的镇压使反独裁力量间的联合更加巩固，民主力量间的联合逐渐向组织化方向迈进，最早的联合团体是1983年9月成立的“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 民青联）”。以民青联为中心，宗教界、知识界、学生界、劳动界等的抗争运动逐渐走向联合，并且以此为基础，又逐渐结成了各种协议会和联合会。其中“韩国劳工福利协议会”就是由被解雇的劳工结成的团体，在1980年代的劳动抗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据韩国官方的统计，1980年代后期全国已经有12个（大学2，劳动1，出版文化教育4，在野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界5）全国性民间力量联合团体，地方有114个（大学20，劳动30，出版文化教育25，在野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界39）联合团体，参与其中的核心人员达到了一万零五百名左右（大学6500，劳动2200，出版文化教育1000，在野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界800多）。[40]这些民间联合团体通过街头示威、发表声明书、签名活动、绝食静坐、自焚、投掷燃烧瓶等方式向威权政权发起了攻击。民间团体的反抗对新军部的威权统治构成了巨大压力。

1980年代劳工抗争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民主工会的大量出现。进入1980年代以后，许多公司自发地结成了民主工会。1985年现代能源集团的劳工积极分子掌握了劳资协议会，并组建了现代能源集团的民主工会；[41]大宇集团的劳工们迫使御用工会解散，通过和集团领导层谈判成功地建立了大宇集团民主工会。[42]这些民主工会是1987年6月抗争的中坚力量，民主转型以后，这些民主工会成了韩国政坛左翼力量的骨干。到了1986年，韩国社会各阶层对全斗焕独裁统治的忍耐已至临界点，民主转型成了全民共识。1987年发生的“李韩烈死亡事件”激发了社会各阶层的抗争大游行，在空前的示威压力面前，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表了6.29宣言，承诺总统直接选举、实施公正选举法、对受监禁的政治犯大赦、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保证新闻自由、实施地方自治、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保障社会稳定与公共福利，这成为韩国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威权体制的民主转型为韩国劳工的组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1987年7月到12月间，韩国工会会员增加了34.7%，工会数量增加了49.6%。工会的组织力量在1989年达到了顶点，当时韩国已经拥有7883家工会和193万多会员，工会化率从1987年的15.7%猛增到了1989年的19.8%。[43]

总之，全斗焕的新军部在名义上结束了朴正熙的维新体制，但其劳动控制力度比维新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动因主要在于当时韩国的经济状况面临重化工业投资过量、产能过剩、出口降低等一系列问题。增加工资成了当时劳工抗争的重要议题，并迅速扩展到了建立民主工会等政治要求上。全斗焕实行的放松措施使劳动控制的强度变弱，劳工抗争乘势而起，形成燎原之势，包括劳工抗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联合抗争迫使统治者开启了民主转型的进程，而民主转型也为韩国劳动体制向民主劳动体制的转变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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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分析了韩国威权-发展时期不同的政治经济配置及其对劳动体制的影响。在本文看来，韩国劳动控制体制是威权者“驯服”劳工的产物。劳动控制方式的转变体现了劳工在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过程中的构成及其市场权力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国家合作主义范式所忽视的。劳动控制模式的转变一方面在显著层面上形塑了韩国劳工阶级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44]，影响到韩国在民主巩固过程中政治制度的运作[45]，另一方面也为韩国劳工政治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情景下的嬗变奠定了基础[46]

丨相关注释及参考文献丨

1. 谢岳：《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6页。

2. 张振华：《公民社会兴起的政治意蕴：以韩国为样本》，《经济社会体制体制比较》，2013年第3期。

3. YongCheol Kim, “The Park Regime and Labor Control Strategy: Formation and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Geographical Society ofKorea, 14(2)(2011).

4. J.Arndt, “The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 Foundation for Theory Buildingin Market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47(4)(1983) .

5. （美）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R.考夫曼：《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张大军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页。

6. 金锦秀（音）：《韩国劳动运动1》，首尔：未来社1985年，第121-122页。

7. Dae-oupChang, “Korean Labor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uthoritarian Flexibility? Labor,Capital and Society, 35(1)(2002).

8. 李原甫（音）：《1960-1970年代韩国的行业工会》，金锦秀（音）著，《行业工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首尔：韩国劳动社会研究院1996年。

9. 宋浩勤（音）：《朴正熙政权的国家和劳动》，《社会与历史》第58号（2000年）。

10. ChungKyung Cho, Korea: The Third Republic,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1971，pp. 35-36.

11. 金锦秀（音）：《韩国劳动运动1》，首尔：未来社1985年，第122-123页。

12. YongCheol Kim, “The Park Regime and Labor Control Strategy: Formation and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Geographical Society ofKorea, 14(2)(2011).

13. Ibid.

14. Shim-Han,Young-Hee, “Social Control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Korea: On the CorporatistControl of Labor”, Korean Social Science Journal, 7（23）(1986).

15. LauraWatson, “Labor Relations and the Law inSouth Korea”, Pacific Rim Law& Policy Journal, 7(1) (1998).

16. 李丙天（音）编，《开发独裁和朴正熙时代》，首尔：创批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

17. 李钟玖（音）编，《1960-1970年代劳工的现场文化与性质》，首尔：寒郁学术2006年，第119页。

18. J.SamuelValenzuela, “Labor Movements in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 Framework for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s, 21(4) (1989).

19. 李正泽（音）：《出口导向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控制和劳动运动间的力学关系》，《韩国社会学》1987年冬季号。

20. 李万烈（音）：《韩国劳动运动的历史和展望》，首尔：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第45-53页。

21. 李正泽（音）：《出口导向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控制和劳动运动间的力学关系》，《韩国社会学》1987年冬季号。

22. 赵承革（音）：《民主化和韩国教会的作用》，韩国基督教行业开发院，《韩国的社会发展和民主化运动》，首尔：静庵文化社1986年，第187-209页。

23. 金洛中（音）：《知识分子和劳动运动》，朴贤才（音）：《韩国的资本主义和劳动问题》，首尔：石枕出版社1985年，第403-405页。

24. 韩国工业化政策在1970年代初为什么要转变？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朝鲜的军事扩张、驻韩美军的缩编、美日等发达国家出于减少污染的目的将部分重化工业向韩国转移等被认为是主要原因。这些变动都使得韩国不得不发展本国的重化工业。Young hui, Sim. “Social Control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Korea--On theCorporatist Control of Labor”, Korean Social Science Journal, XII (1986).

25. YongCheol Kim, “The Park Regime and Labor Control Strategy: Formation and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Geographical Society ofKorea, 14(2) (2011).

26. Jang-JipChoi, Labor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Labor Unions in South Korean ManufacturingIndustries: 1961-1980, Seoul: Korea UniversityPress, 1993, pp. 169-172.

27. 李英哲（音）：《1970年代韩国劳动政策的变化》，《韩国政治学会报》，38（2）（2004）。

28. Sell Park,“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Case ofKorea,” ComparativeLabor Law Journal, 14(1993).

29. 韩国基督教协议会：《1970年代的韩国劳动现场和证言》，首尔：草色出版社1984年，第21页。

30. 张尚哲（音）：《作为现场控制策略的工厂新村运动：成果和问题》，李钟玖（音）编，《1960-1970年代劳工的现场文化与性质》，首尔：寒郁学术2006年，第175-197页。

31. 特别是城市工业宣教会的活动非常活跃，1970-1974年间，约教育培训了4万名工人，1967-1978年间年教育培养工会领导者2000-2500人。赵承显（音）：《教会宣教对工业社会的贡献》，《基督教思想》第23卷第7号。

32. 赵华纯（音）：《东一纺织：和国民的女儿们一起》，李泰浩（音）编，《最近劳动运动记录》，首尔：青史出版社1986年，第58-94页。

33. 李原甫（音）：《韩国劳动运动史，经济开发时期的劳动运动：1961-1987》，首尔：知识庭院出版社2004年，第647-653页。

34. Hyung-AKim, “Industrial Warriors:South Korea’s First Generation of IndustrialWorkers in Post-Developmental Korea”, Asian Studies Review, 37(4)(2013).

35. O’neil,K. B., “Industrial Relations inKorea:WillKoreaBecome AnotherJapan? ” ComparativeLabor Law Journal, 12(1991).

36. 李原甫（音）：《韩国劳动运动史，经济开发期的劳动运动：1961-1987》，首尔：知识庭院出版社2004年，第605-608页。

37. Hyung-AKim, “Industrial Warriors:South Korea’s First Generation of IndustrialWorkers in Post-Developmental Korea”, Asian Studies Review, 37(4)(2013).

38. 张洪近（音）：《关于韩国劳动体制转换过程的研究：1987-1997》，首尔大学社会学系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1页。

39. 关于全斗焕为什么实行放松政策，在韩国学界还有很多争论，但比较通行的认识是：支配集团为了缓解社会冲突、实现政治安定和经济增长，试图将公民社会中的中间阶层拉入支配集团。尹商哲（音）：《1980年代韩国的民主转型过程》，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

40. 《东亚日报》1989年6月21日。

41. Kwon,S. H. and M. O’ Donnell, The Chaebol and Labor inKorea: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Strategy in Hyundai,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116.

42. Ogle, G. E.,South Korea: Dissent within the Economic Miracle, London: Zed Books, 1990,pp. 109-111.

43. Kwang-YeongShin,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South Korea: Contestation,Fragmentation and Renew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0(2)，(2010).

44. 张振华：《劳工阶级与韩国民主化》，《当代韩国》，2005年冬季号。

45. 参见洪静：《韩国国会立法冲突现象及其对中国人大的启示》，《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39页；李路曲：《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

46. 张振华、张彦华：《去势的阶级: 民主巩固与新自由主义情境下韩国劳工政治的嬗变》，《学海》2017年第2期。